第一卷 十字(初稿) 第一节 熙宁二年
  

　　我完全不记得我是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了。但是当我知道自己居然成为又一位回到古代的同志，并且是回到了被陈寅恪称之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北宋时，我又昏过去一次。
　　记得曾经有人写过最想生活的十个历史时期，宋仁宗柳永的时代赫然入选，现在虽然是西元1069年，神宗皇帝熙宁二年，无论是在位长达四十年之久的仁宗，还是那个时代的柳永、包拯，都早已作古，但是这毕竟不是一个黑暗的王朝，而是中华文明登峰造极的时代，回到这个时代，体验一下古人的生活，相信很多人都是很高兴来尝试的。况且这时代还有苏门学士，还有王安石、司马光……

　　但是我却没有办法高兴起来。我又不是故意回到古代的（而且据我所说，时光旅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身上只有几百元在这里相当于废纸的人民币，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因为我不吸烟，所以连打火机也没有）。既便我是一个历史系的学生，但是我所长的是秦汉史，本来历史的真相就淹没于时间当中，何况我所能知道的，也只是一些大事件，我也没有办法依靠这个来发迹呀，这毕竟是太平之世。况且还有户籍制度，我这个三无人员如何立足，实在是一大难题。我甚至不能说我是从海外回来的，因为我除了知道地球是圆的外，对外国一无所知，几句话就会被问出毛病来。

　　现在唯一能让我安慰一点的事情，是我所处的地点，是开封的一个座庙里面。庙里的和尚看我晕倒在外，头发又很短，以为是游方的和尚，好心把我救醒过来。我既然不善说谎，又怕言多必失，干脆就装糊涂，做成把往事一概忘掉的样子，那些和尚半信半疑之间，也就不再打听我的来历。只是我既已醒来，身体也无大碍，就不好赖在这庙里，须得自谋生路了。

　　出来后在汴京到处乱逛，方知道不久前王安石刚被二十二岁的皇帝赵顼提升为参知政事，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也就要在今年拉开序幕了。但是这等大事，与我这个未来人又何干，就算我想关心，也关心不到，现在首要的任务，还是在这里活下去。

　　一时半会，也找不到什么好去处，就信步而行。却到了那河边，那茶馆酒楼我是不敢去的，身上没钱，一分钱难死英雄汉，只好在那桥上呆立。突然间想起稼轩的一首词，不禁随口吟出：“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这词于稼轩本是另有怀抱，我却是想到自己莫明其妙来到这九百多年前，有家不得归，也有一点才学不得施展，现在几乎会饿死在这个世界，却也免不了一些悲怆之意。

　　不料旁边却有人在击节赞叹，转身望去，却是个青年，儒生打扮。宋代服饰本来就很优雅，穿在这个人身上，更是相得益彰，真是人物风流。那个见我望他，便走了过来，揖礼道：“打扰兄台雅兴。”眼眼里却有一丝惊异。我这身打扮，僧不僧，俗不俗，在当时也可算是奇装异服了，而且刚才吟诗用的却是普通话，需知各朝各代，官话发音各有不同，我讲话他虽然听得懂，却不免觉得口音别扭。

　　古时的礼节我也不太懂得，见到他客气，也就依样答礼道：“见笑了。”

　　年青人显然对我颇有兴趣，见我回话，便出言相邀：“适才见兄台在此吟诗，雅量高致，在下冒昧相邀，可否上清茗楼一叙？”

　　我正愁没地方打秋风，哪里有不答应之理。只是还要假惺惺客气一番：“如此多有打扰。”这话一讲，付账的人就铁定是他了。

　　这个年轻人对我显然很有兴趣，他以为那首《水龙吟》是我作的，便要请乐坊的女子配曲高歌，我当时便拦住了。“在下的词，可使关东大汉执铁板唱之，不可使儿女子持红牙板而歌。”这句话本来是苏门的对白，我也没想那么多，既然占了稼轩的便宜，就不妨先借过了。

　　他听了我这番话，不由一怔，旋即哈哈大笑，直呼“妙哉，妙哉！”，拿着扇子一边击打桌子一边就高歌起来。

　　我倒想不到这个人也精通音律，这水龙吟由他唱出来，有几分慷慨，有几分落拓，有几分无奈，又有几分倔强，竟引得满楼的人倾耳相听。我当时也不料这一首词第二日就传遍了汴京的大街小巷，那些不得志的文人才子，很喜欢这词的意境，我一夜之间，竟然以文名噪声京师。

　　这个年轻人姓唐名棣，以我对历史的了解，当然知道他不过是个默默无名之辈。但是有才情却默默无名的，这个世界上不知有多少。青史能容纳的人，毕竟有限。唐棣家里是四川的大地主，祖父辈也做过官，他就在太学读书。我知道宋代政治开明，太学生议论之风，不下于东汉，这些人衣食无忧，前途光明，对这个社会多有抱负，也是正常的事情。

　　这一天他邀我一叙，本来一是好奇，二是喜欢“我的”词，不料高谈阔论之下，因为我对前朝史实颇熟，而且议论中常有新奇的观点，竟然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是我不治经典，他却大不以为然。谈及我的处境，他知道我忽遇大难，前事全然忘记，便知道我定然处境尴尬，临别时竟然送了一锭银子给我。

　　银子在宋代虽然不是主要交易货币，却也是很值钱的。我知道唐棣颇有任侠气质，也并不拒绝，坦然收下，便告辞了。

　　第二天，我找到一个钱庄，把银子换成一包钱，置了一身衣服换上，然后问到附近的煤窑，又到茶馆打听了一个煤窑的价钱，就前去城外，想买下一个煤窑。那些百姓也并不抬价，这煤窑虽然是他们生活的来源，但是我出钱既多，买下后又许请他们做工，他们也就痛快的卖了。然后我设计了蜂窝煤的各式炉子，又找铁匠打造了做蜂窝煤的工具，又是请人来做煤卖煤。就这么忙了几天，那煤窑原来的主人叫石三，和我竟然同姓，我看他为人也很朴实，就让他负责帮我招呼那些琐事。

　　其实天气已然转冷，蜂窝煤的好处显而易见（并且买了那种做煤球的工具后，普通人家都可以自己做煤球），当时百姓也并不困苦，中等以上人家还用得起，这玩意很快就畅销起来。等到资金稍稍宽裕，我便叫铁匠打了一只北京炉子送去太学给唐棣。其后这种北京炉子也投入市场，不过价格稍高，却只有大户人家才用得起了。

　　唐棣虽然不太看得起生意人，但是对我这种新奇的发明，却也很是赞叹。不到一个冬季，我就由一无所有变成一个小财主，也是唐棣所料想不到的。但是我所得意的却是这是自己来到古代后，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第一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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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十字(初稿) 第二节 印刷术
  

　　虽然我很快就成了一个富人，但是基本上我不是具备冒险精神的人物。我很清楚的知道这种煤炉的制造方法给我带来大利润的时间不会超过这个冬季。所以当我的身家达到几十万钱的时候，我在汴京周围置下了地产，并且登入户籍。在耶元1069年快要过去的时候，大宋的汴京户册里，多了一个不显眼的名字：石越。
　　我现在拥有数百亩的田产和大片的土地，在乡间也有自己的房子，并且有不少奴仆。虽然对于人人平等的观念我深表赞同，但是我并不拒绝享受被人服侍的感觉。而对于唐棣来说，这也意味着我走上了正道，他和他的太学生朋友开始和我频繁的交往。

　　做为回到古代的同志，我知道有几项工作是必作的：火柴和玻璃可以挣钱，炼铁和造枪可以强国……当然，还有印刷术可以推动文明的发展。这些东西虽然我不知道其细节，但是学历史的人有一个好处，就是要尽量的博闻强记，所以大体的东西我还是知道了。为了避免忘记，我把这些都整理成小册子，我并不担心失去机密，这个世界没有人看得懂我的简体字。

　　这几天来到我家里和我交游的太学生们，并没有在历史上很有名气的人物。除开唐棣外，一个叫苏巩，一个叫王石，虽有几分才情，却也不特别出色的人物，只是和唐棣都是一个类型的，慷慨任侠。这三个人都是蜀人，对王安石变法颇多议论。象他们这样有功名的人议论朝政，批评时局，在宋代来说是相当正常的事情，特别是还算开明的北宋。但是如今两党相争的时期，我也很担心他们的前途因此受到影响。而我一般却只谈些史事趣闻，我不想惹上大麻烦。

　　为了制造火柴，我开始派几个机伶的家丁去湖北荆门寻找磷矿，我知道那里有一个现代叫钟祥的地方号称“中原磷都”，另外四川的什邡，有李冰陵园的地方，也有很好磷矿，我另找了几个人过那边去看看情况。

　　历史记载，北宋初年就出现了“发烛”，那是一种火柴的雏形，是用沾着琉璜的杉条磨擦起火。但是这种火柴并不方便，而我要制造，却是现代安全火柴。我知道将白磷隔绝空气加热到250℃制成红磷，再把红磷和细砂做成胶糊涂在火柴盒边上，火柴的药糊则用可燃物三琉化二锑、氧化剂氯酸钾及催化剂二氧化锰，调成胶糊沾在浸过石蜡的木棒上。使用时火柴头和盒边的红磷相摩擦，红磷局部变为白磷引起燃烧，这种火柴不仅无毒，而且必须在涂有红磷的特制火柴盒上摩擦才会着火。

　　但是理论的东西要变成实作是相当困难的，且不说我并不知道四川和湖南的磷矿是白磷还是红磷，仅仅对于开采和提炼的流程，我就完全不知。而现代火柴的药糊，我自己既不会做，也无法请教当时的人。我不能不深深感叹，钱，并不是那么好挣的。

　　但是好歹也要试试。只是想想那些回到古代的同志可以轻而易举的做出火柴来卖，我却这么束手束脚，就不得不感叹人比人，气死人。

　　在等待那几个家丁的消息的同时，我在汴京城里雇了几个老琉璃工，我给他们的月薪不低，且答应让他们在我的庄园养老，他们也就很痛快的答应过来了。这时候我要做的，就是试制出玻璃来。我并不指望做出多么高级的奢侈品，要知道吹玻璃是一门要求相当经验的技术，没有二十五年以上的经验，想要做出那种美奂美仑的玻璃艺术品，无异是开玩笑。我的要求很简单，做出透明的玻璃制品来，就是成功。当然，最重要的是镜子。

　　配方倒是很简单，一份生石灰，一份半纯碱，七份半石英石（在此鸣谢端木赐兄），温度达到八百度的时间，就可以出炉了。然后就是吹的艺术了。买来练铁的设备，然后把大体的事情一交待，就让那几个琉璃工去试制了。一边试炼一边记录，我也不指望这么快弄出来，但是出于好奇心，我也天天守在炉边，偶尔指点指点。

　　一个月的时间就忽忽过去了，炉里出来的什么玩意都有，但是就是没有出玻璃。那钱花得我也蛮心痛的。现在煤炉的市场我已经没什么优势了，利润少得可怜，难不成真要我在这大宋当个地主了此一生？

　　玻璃没生产出来，但是对环境的污染却不好忽视。这些细节方面的经验慢慢也总结不少，科学家要习惯失败，我决定要坚持投资，只是个人来讲，到那炉边去视察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技术上的事情，全部交给那几个琉璃工了。

　　很快就到了春节，熙宁三年的春节很是热闹，我在现代生活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过过这样的春节。我也慢慢习惯做一个宋朝人了。偶尔把后世一些词人的佳作让歌女们来唱，一夜间就可以传遍东京，现在整个汴京都知道在京师的郊外有我这么一个隐士词人，据说连王安石也夸过我的词写得好。偶尔也有些文人慕名来访，我也就刻意结纳，不管新党旧党，全不得罪。

　　做为一个后世人，我是很知道的，如果得罪旧党我还无所谓，但是得罪新党，只怕我会死得很惨。所谓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象我现在这样无权无势，就只有走终南捷径，刻意给自己营造一个大隐隐于市的形象，这样我的名声一大，政客们就会对我比较客气，这也是我的自保之道。

　　因为我毕竟是个现代人，对于下人我也比较客气，并不使用暴力，也不刻薄，家丁和奴婢们很快也就很高兴有了一个不错的新主子。便是方圆数十里，石员外的名声也是好得不得了。

　　这个春天，最要紧的事情却不是这些，而是我来到古代后，第二件大事终于成功了。

　　不回到古代不知道搞发明创造的艰难。本来以为有毕升的技术，不就是把活字变成铅字吗？但是做铅字的困难，另外新型铸字机、印刷机的发明，真的不是现代人做的事情，现在才知道就算我生在几千年后，照样发明不了什么。

　　只不过我知道这件事关系重大，什么都可以不管，这件事意义实在太重大了。所以才不惜花重金请了一堆师傅来，我提出设想，他们就反复琢磨。到最后我把我知道的一鼓脑的说出来，就让他们玩去了。

　　劳动人民的智慧还真是无穷的，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居然就捣鼓出一架水力印刷机和一架手摇铸字机。真是聪明呀……难怪宋代有那么多了不起的发明。

　　再也没什么比这种新式印刷机的发明更让我激动的了，做为一个历史系的学生，我很明白先进的印刷术对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特别是以为中国的文明程度，这种印刷术一旦普及，就会使民智大开，只要能够维持一两百年的和平，民智大开的中国将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基础。

　　我立即请来了唐棣和他的朋友，在酒桌上很隆重的把印刷机和铸字机的主要发明者李三朴和赵树福介绍给这些太学生，并且决定成立一个印书坊，李三朴和赵树福就是印书坊的技术总监了。即便是唐棣也不能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激动，也不会明白为什么要把两个从事贱业的人介绍给他们，更不懂什么叫“技术总监”，他们或者以为我这是一种名士风流的行为来宽容，或者是以为我吃醉了。而李三朴和赵树福却只会憨厚的笑着，不知所措的和我们坐在一起。当然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感到荣耀，虽然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发明给他们带来的荣耀远远不是和几个士子同桌共饮可以相比的。

　　“汴京民智印书馆”在这个春天开张了。我妥善的保存好图纸，并且要求李三朴和赵树福监制更多的机器，我要把这些机器推广到全国，而不是仅仅为了谋求自己的商业利益。这样万一我有不测，这项伟大的发明也不至于因此而失传。

　　鉴于当时的历史现状，我首批印刷出版的，是《春秋》诸传和《论语》，我得小心翼翼的出版着，害怕引起儒生们的反感而把我卷进政治的旋涡，让这个刚刚萌牙的力量就这样夭折了。除此之外，我也请太学生的朋友帮我去求一些本朝文人的著作来结集出版，一方面可以因此博得到士大夫阶层的好感，我只要印一本书，就可以让作者和他的门人朋友都对产生好感；另一方面，我不需要支付版税，还可以因此而挣得一笔钱。

　　本朝的文士们多有不错的见解和论作，但是他们的许多作品因为流传不广，而导致影响不大。把这些东西结集出版，很得儒生们的好感，而也不至于象出版报纸那样引起麻烦。当然，那些歌颂圣恩的文字，我更要选择性的出版，这样才能左右逢源。

　　很快，汴京民智印书馆就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焦点。大量的印书坊几乎破产，因为我们印的书大批量印刷，成本低质量好，价格又相当的低廉，仅仅到了夏天，《春秋》和《论语》就满世界都是了，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想读书，就买得起这两本书。而那些本朝名人的文字，让我获利颇丰，只是印量就不可能有《春秋》和《论语》这么大了。

　　之前因为我的清名早已传遍汴京，而我这种明显带有垄断目的的商业行为在这个时候反而给我博到了令名，士大夫们因为书价的下降反而夸奖我并不是那种追求金钱的商人，穷苦的读书人因为买得起想要的书而高兴，很快有人就向皇帝推荐我，想让我去朝中做官。

　　在熙宁三年的夏天，在我们那个时空中被谥为神宗的年轻皇帝，给我下了一纸诏书。

第一卷 十字(初稿) 第三节 第一次诏见
  

　　二十三岁的皇帝给我的这份诏书，让我深刻的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做隐士。然而也有一些是我这个现代人无法理解的，那就是我其实并不认识什么官员，他们为什么会举荐我呢？
　　赵顼在我们那个年代看来，是个英俊的年轻人。我有点近于无礼的观察着这个年轻的皇帝，思忖着他在历史上的作为，这是个想要有所作为的皇帝。那个眼神中有几分傲气老头，一定就是王安石了，“他今年49岁，还有十六年好活”，我在心里飞快的回忆着，不由得有几分好笑。因为越是著名的人物，我就越知道他们的生死。

　　有人在呵斥着我的无礼，但是被皇帝制止了。三拜九叩首之礼是满洲的皇帝玩的把戏，在宋朝并不流行，我转过神来简单的参拜了皇帝，递上我奏折。在奏折里我委婉的表示，我并不想做官。

　　这种辞让很快被当成一种虚伪，于是皇帝继续要求我为朝廷服务，而我则“坚拒之”，年轻的皇帝有点恼怒，但是历史上我这样的人往往会有较好的名声，他必须答应我的请求，并且绝不能为难我，否则史官们会记上他的暴政。

　　然而在最后一次，他看来马上准备答应我的时候，我突然提出一个请求，我希望皇帝以给我专折上奏之权，让我能站在朝局之外，以平民的身份来关注着朝政的得失，并直接向皇帝本人提出建议。

　　很快有大臣出来说这与制不合，然而我的说法并非没有吸引力：

　　“古谚有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今日大宋相公有变法图强之议，臣虽山野贱民，亦知士大夫赞成攘助者有之，不以为然者有之，极力阻挠者有之。大宋朝廷之内，难免两党之争，变法者说变法是，非之者谓变法非，莫衷一是。陛下虽然天纵聪明，亦不免有偏信之失。倘有数人，不在朝廷之中，不在两党之内，以草民之身份观察朝政得失，上达天聪，而朝中诸君既知陛下能直达下情，则两党皆不敢虚妄诽谤，故陛下有兼听之明。又，臣身无官爵，于两党皆无所求，于两党皆无所私，臣亦不敢议论公卿，每月一折，只论市井见闻，为陛下之耳目而已，如此亦不违古制，当尧舜之世，便是山野草民，亦可向天子讲谏，今日之论，盖追三代遗风，而愿皇帝成尧舜也。”

　　虽然这些话并无文采，但是却也易懂。大臣们倒也并不认真阻拦，说白我不过是想做个不想要官职的御史罢了，又有什么好阻止的呢？

　　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却至关重要。我现在的态势，一方面很想涉及到政治当中，来影响历史的发展；另一方面，却也很知道此时的政局完全是个油锅，我很怕把自己给烫着了。有了这样一个超然的身份，我就既能影响到皇帝的决策，又避开了新旧的党争。而且我不要官职的令名，会让我得到更多的舆论加分，我的清名又反过来让我的进言更有影响力。

　　“熙宁三年……赐布衣石越进士及第，翰林学士……”——史官们如此记载着当天发生的事情。（注：北宋简拔人才，并不拘束，由布衣而为重臣近臣，史不绝书。）

　　“白衣御史”石越能给想有所作为的年轻皇帝多大的影响，即便我来自未来，也是不能预知的。但是皇帝的恩典却给了我生意上极大的方便。

　　汴京民智印书馆的印书坊放在了郊区，有宋文风之盛，使得各种书籍的销量相当之大，而其利润更属可观。仅仅半年时间，我的印书坊就雇用了数千名印书工，几乎垄断了境内所有的印书业。印书馆扩张的速度也是惊人的，我在青州（济南）、京兆府（西安）、江宁（南京）、成都、鄂州（武汉）、杭州开了六个分局，并且首次向尚且活着的文人支付象征性的稿费（精致的物品加少量的钱），进一步博得他们的好感。

　　印书馆的业务也开始全面扩张，不仅仅是经史子集、诗词曲赋、蒙学读物，我也特意请人把坊间评书整理成小册子出版，结果果然颇爱欢迎。另一方面，我利用自己的超然身份，并通过太学的学生们，请来了一些在自然科学方面颇有研究的学者，请他们写一些通俗的小册子出版。对于《齐民要术》、《九章算术》这样的古籍，我更加是不遗余力。书籍的价格很便宜，一般十几文钱就可以买到一本，小册子只要几文，一般的印书坊根本无法和我竞争，等待他们的，要么改行，要么被吞并。不过这个时代的人，对于被我较文明的吞并，似乎并不反感。

　　当然我也很明白这里面其实有人是想来偷艺的，我却并不因为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而用那些旧的行规进行限制，我并不想一直垄断印书业，我只是想通过这种刺激，让有能力者偷学到我的技术，和我进行更激烈的竞争。可惜的是我那些掌柜们似乎不太能理解我的想法，所以第一家采用新式印书技术和我竞争的印书坊，竟然在两年后才出现。

　　这其间我冒了一定的风险，轻轻的拍了拍相公王安石的马屁——我把他1059年写的《上宗仁皇帝言事书》印了一万册免费赠出。我知道如王安石这样的人物，是不可能受贿的，而和他交游过密，只怕会招致旧党的痛恨，而不理他，又怎么也说不过去，那就找他最痒的地方下手吧。

　　只是这个王相公也真是够书生气，做为了赞赏的表示，居然只是送了把他写诗的扇子给我！简直让人觉得这家伙太抠门了。

　　耶诞1070年，我的生活主要就是印书馆的工作。这个印书馆能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我所不能预测的，但是我知道在书籍价格下降，印刷更加方便的时代，文明更容易保存和传播，则是毫无疑问的。比较直接的影响，则是我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书商，而且我也因此成为了当时汴京城里较为富有的人之一。而新技术的直接发明者，李三朴和赵树福也成为了我印书业的代理人，这两个人比较让我喜欢的是，他们并不是把钱看得很轻，但是也不把钱看成很重。而且他们似乎很自然而然的把自己的未来依附到了我的身上……（这一点，我是在放心的同时也感到悲哀的。）

　　做为印书馆的社长和总编，袁枢和郭泰都来自太学，这最后也成为汴京民智印书馆的传统，每一届的社长和总编，都是太学生，当他们考取功名担任官职后，就会自动卸任，另荐贤才来接替。之所以请毫无名望的学生们来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实在是因为请不到太有名望的人，而且太学生们虽然很骄傲，倒也不是高高在上，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做编辑的人要是眼界太高，也是一件蛮麻烦的事情。

　　而这一年的大宋，则依然是在争论与变法中度过，王安石在旧历十二月被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欧阳修马上就要退出政坛（在神宗即位后不久罢知毫州）……我不冷不淡的写着一些街头的见闻，说着印书馆的故事，附一些刚印的新书，隔月送给年轻的皇帝，简直就如同一个弄臣。因为我知道大宋的病根，实在是在于政府的财政支出过于宠大，养兵养官养出了巨大的寄生阶层，他们吸干了大宋王朝的每一滴血。政府是没有任何余财来进行新的举措的，而王安石的变法，倘能有范仲淹的成功为铺垫，或者还有希望，否则只能走向死胡同。只是我虽然明知这一切，却根本没有任何把握可以说服年轻的皇帝。

第一卷 十字(初稿) 第四节 学院
  

　　很多人都认为王安石是一个偏执狂，究竟是不是如此我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熙宁四年，王安石已经是真正的权相了，反对党中敢为仗马之鸣的或贬或谪、或罢或逐，留在汴京的人已然不多。或者有人认为我可以向皇帝进言稳重的推行新法，一府一路的试点而行，学着我那个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方法而行，但是对于熟悉历史的我来说，却是深深明白这种进言适足以为自己招祸。连韩琦这样的丞相、欧阳修这样的名臣，都斗不过王安石，我又有什么本事来说服神宗呢？所谓的试点，其实王安石在其短暂的地方官任期中，已经做过一些试验了，没有先例可引，就不具备说服力，人家只会认为你是多此一举。
　　熙宁四年，在大宋与西夏的边境，发生了军事冲突。但是这与远在京师的人们并无太多的关系，在消息传到京师的那个月，士子们中间最流行的话题，是汴京民智印书馆开始大规模发行由当今皇帝亲自作序并且做为礼物赠送属国与邻国国君的《资治通鉴》，也借由这个机会，我认识了司马光。这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保守派的名臣。

　　另一方面，则是历史上本来应当在下半年才发生的事情提前发生了——皇帝诏令天下，《春秋三传》再一次成为明经科的考试课程，而诗赋取士则被废止。我不知道这件事多大程度是受王安石的影响，又有多大程度是受我大力发行《春秋三传》的影响，但是我参预了历史的进程，则是第一次如此明显的表现出来。

　　在此鼓励下，我在东京创办了第一家真正意义的大学——白水潭学院。这个名字如此的平凡，仅仅因为学院的所在地曾叫白水潭，便以地名命名了。

　　学院并未分系，只是学员们除了接受儒家经典教育外，还得学习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五门课程中的任意三门。这些教材由我亲自编写，第一次把阿拉伯数字和标点符号引入了中国。坦率的说，除开地理和生物外，数学、物理和化学三门学科，我的知识不超过高中的内容，而真正有条理连贯的，则仅仅是初中的内容罢了，其他的则全部附于书后，供那些有兴趣学习者去研究。我很小心的避开了天文学，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时代研究天象，是要冒相当的风险的。

　　在最初，白水潭学院并未吸引到什么人来报名。当时的智识阶层无不以当官为唯一的出路，我这些“奇技淫巧”，顶多是做为一种证明自己博学的见闻来学习。但是我很聪明的率先低价发行了所有这些教科书，当那些读书人看到这些书的时候，所受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巨大。宋代是我国传统文明的高峰，中国的技术在当时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顶点，各种各样的发明层出不穷，甚至让人感到有些超越时代。然而却没有一个理论体系来归纳，并通过理论的研究来进一步促进技术的发展。

　　我的几本教科书——

　　《数学初步》是由我口述，雇了几个儒生写成的；这本书里表达了我所知道的全部数学知识，给当时一些博学的人带来的冲击只能用震憾来形容！他们无法想象数千年算术知识，在我这里简直如同小儿科，我所能解决的问题比他们复杂得多，我所面对的问题也不知道要深几个层次……坦率的说，宋人并不固执，特别是宋代的读书人，对于和儒家经典并不冲突的自然学科，他们能有自己的智慧来接纳这一切。

　　《物理初步》在这本书里我用无可置疑的权威阐述了一些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并且把一些我不能回答的问题列于其后。当人们看到生活中的种种问题都可以用一些定理来解释之时，他们的佩服马上就可以写到脸上。

　　《化学初步》则是最晦涩的一本书，因为我无法和人们真正解释清楚分子的概念。但是原子的概念却由此而深入人心，当然其原因仅仅是因为我在另几本书中树立起的权威形象让人们自然而然认为我这里也是对的。这本书自出版后不断的修正，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版本坚持过两年而不被修改的。

　　《地理概述》，这本书出版后，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新山海经》、《水经注》，但是其影响却是如此之深。因为凡是他们经验所及的，我都是对的。这本书关于中国的地理，却是由当时的儒生们所写，我仅仅是审议一下。

　　《生物学》，我对生物学一直有特殊的兴趣。所以这本书我写得相当的完美，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由我口里说出来，却仅仅只是一种猜想，并且由此引发了读书界的一场大争论。无数人的指责，亦有个别杰出的辩护，唯一无可置疑的，则是本书真正开创中国的生物学。

　　仅仅这几本书就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人们以看待一个奇才的眼光来看待，好学的神宗皇帝甚至亲自接见，要我本人向他解释这些书中所提及的概念。坦率的讲，虽然有些地方他并不能接受，不过皇帝基本上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很快接受了一些概念，并且对我提出的标点符号方案深以为然，下令在全国强制推行。喜欢写序的皇帝给这几本书做了一个总序，使得这几本书成为了钦定教材，甚至为太学所采用。

　　第一期的学员我招到了八百人，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规模。官方的学府，学生们上学是有津贴领的，而在我这里，却是要交钱的。这一进一出之间，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却仍然有如此多的人来上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有钱人家的少爷公子们到我这里来读书，以显摆自己也是个读书人。

　　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是总比没有好吧。就算拿他们培训教员吧，那些“新学”的教员，就是那几个帮我编写教科书的儒生，虽然经我解释，明白得比别人多一些，也有些勤于实证的，懂得可能更多一点，但是总不是很专业的。这些少爷们，正好给他们实习。

　　然而让我想不到的却是，因为学院是公开授课，结果那些“新学”的课程，来旁听的人竟然是人山人海……来得晚一点，就绝对没地方站。还有一些人，则是很不服气，特别跑来学院找我辩论的，我当然很少亲自参加，而是由那些教员和学生中的积极者来应辩。我为此特意腾出一间大厅做为辩论厅，任由那些人和我的教员们辩论，并且每七天中规定一天时间就是用来辩论的。于是这一天成为大宋读书人和爱看热闹的百姓最高兴的节日，他们每七天就等这一天来创造一个新话题以为谈资。茶馆里人们一坐下来，多半就是在谈论上一个“辩论日”谈的是什么，下一个“辩论日”又会有什么新的争论。

　　而辩论的话题，则由新学的真伪，渐渐扩展到儒学的经义，但是我绝对不愿意卷入新党旧党之争，所以严禁在我的学院辩论朝政得失，明确的说“非所宜言”，这种鲜明的态度很受皇帝和王安石的赞赏，而旧党也觉得我这个人很懂“人臣之道”。

　　只是这种辩论的火种既已种下，就根本无法控制。读书人若是闲着无事，没有不喜欢议论的，而知识分子不谈论政治，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朝政的辩论，在白水潭学院没有发生过，不等于在别处不发生，而我在皇帝面前，也是委婉的为这些行为解释着，让他觉得不宜防民之口，又让他觉得辩论把问题找出来，也并非一无是处。

　　学院的另一个特色，则是在“辩论日”之前的一天，我会去请当朝大儒、著名的发明家、博学家来做讲座，这一天又被称为“讲座日”。每逢讲座日，学院的学生都必须上午前往听讲，下午则可休息。而这时候汴京城里的儒生们，往往也会来旁听，学院旁边倒象是赶庙会一样了。

　　总的来说，书院的成功超乎我的想像，我似乎已经看到第二年报名的学生挤满学院的景象了……

　　但是这种热情在一个学而优则仕的社会能支持多久，实在并不是一件让我感到乐观的事情，虽然那些有闲阶级会把科学的火种接下去，但是那离我想要的还差得远。

　　我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第一卷 十字(初稿) 第五节 宴会
  

　　做为大宋国的名人，我却一直很小心的避免交游太广。但是汴京城里谁都知道白衣御史石越对于文化事业很支持，那些出身贫寒的儒生也经常是在我名下的印书局或者学院找份工作来养活自己，以度过金榜题名之前的苦寒，而其中那些谈吐不俗、仗义任侠的，也经常会被我宴请，一起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慢慢得觉得自己真有了些学者风范了。只是我的宴会上，却很少会有朝中的大臣，顶多就是一些翰林学士，喜欢我见闻广博，又能填些不错的新词，颇爱和我交游。
　　熙宁四年的冬至，是我回到古代所过的第二个冬至。历史上曾经记载，王安石曾经在熙宁四年，也就是耶元1071年，让人把他儿子的策论刊布于市，皇帝读后很是欣赏，就把他儿子王芳提拔到身边。这件事，是史上一个著名的权谋。我当然是知道的，只是没有想到，王芳的策论竟是通过的我民智印书馆出版的。

　　王芳的策论本身是不错的，但是想到这件事所包含的政治意义，还是让我哭笑不得。不过我既不敢，也无必要去得罪王安石。须知此时倘不是因为我过于年轻，我的声望只怕还要在王安石之上。无论新党旧党，都很佩服我的才学，同时因为我不做官，政治上不站边的做法，也让双方都想拉拢我。而在年轻的皇帝面前，我也是说得上话的人物了，因为我年轻，所以无酸腐气，很多时候我一眼就可以看出事情的本质，却从不正面顶撞皇帝。

　　皇帝想让我进朝廷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而旧党也很希望我进朝廷，来平衡王安石的力量。但是我很明白虽然我有多出千多年的见识，可是玩权谋，我的天赋还不够，最起码一定玩不过王安石。我还是离政治一定的距离，对于民族的贡献会更大。

　　然而也因为这些复杂的关系，这一年的冬至，参加我的晚宴的，不仅仅有唐棣、苏巩、王石、袁枢、郭泰以及白水潭学院的一些教员学生，也还有诸如王芳这样的太子党以及翰林院的穷书生们。

　　歌女们唱着靡软的曲子，酒醉灯迷中人们高谈阔论，有人在联诗斗酒，有人在争议曲直……我在醉眼中看着这些大宋的精英，浑不知数十年后野蛮民族乘灭辽之余威，用闪电袭击的方式倾刻间就颠覆了这个看似柔弱的帝国，心里不禁暗暗叹了口气……忽又想到，现在这个年头，倘若世间真有萧峰慕容的话，他们也应当出生了吧？

　　我正在自嘲着自己的胡思乱想之时，忽然看到西边末席的角落里，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独自一人在喝着酒，虽然宋代的酒度数很低，但是如他这样，端坐席前，一口一碗，且能神色清明，却也让人不能不另眼相看。而那种热闹非凡中的孤寂，更让我有惺惺相惜的感觉。这时候我又注意到这个小伙子是用左手喝酒，他的右手，却始终按在一柄短刀之上。

　　莫非是个侠客？我暗自嘀咕。不过却知道这种事情总是虚妄。能进我这个宴会的，都是读书人无疑了，哪里会有什么侠客呀。

　　我朝我的管家石福悄悄的说了几句。

　　我选用家人一向更多信任忠厚老实的，石福是个很本份的中年人。他小心的走到那个年轻人面前，把他请进了内堂。年轻人眼神里闪过一瞬即逝的惊讶，却并不推迟，很大方的就跟了进去。

　　我请唐棣帮我招呼席中的客人，自己告了个罪，就往内堂走去。

　　进去后才发现内堂里竟然坐了两个人，除了那个身怀短刀的年轻人外，还有一个削瘦的儒生笑嘻嘻的坐在一边。我不由向石福看了一眼，急得他汗都快出来了，但结结巴巴的却不敢分辩。那个削瘦的儒生笑嘻嘻的说道：“子明公（我给自己取的字是子明）不必责怪令管家，是小生自己跑进来的。”

　　我挥挥手让石福退下，几个侍女立即上了茶，也全部退下了。端起茶喝了一口，我慢慢说道：“无妨，在下方才见到这位兄台气宇不凡，故请入内堂一叙。”

　　然后很郑重的向那个年轻人问道：“不敢请问兄台高姓大名？”

　　那个年轻人连忙回礼，朗声答道：“不敢，小弟姓段，名子介，字誉之，齐地人。”

　　段誉之？我几乎一口茶要呛出来。看到我如此吃惊，两人都很惊讶的看着我。

　　我连忙解释：“方才听到段兄的字，想起一个故人。”段誉和我是故人吗？也算是吧。呵呵……

　　削瘦的年轻人却不待我问，自己就介绍了：“在下姓李，名一侠，字无过，却是晋地人氏，和段兄隔了一座大山。”

　　我笑了笑，说道：“李兄取得好字。”本来不喜此人进来打扰，这时候却觉得他蛮有意思，做不速之客做得这么爽。不禁又问道：“李兄进得内来，想必有所教我？”

　　李一侠笑起来实在是一脸的坏笑，他嘻声说道：“不敢，初到汴京，早听说石子明的大名，因此混进宴会中，白吃白喝，完了再来见见高贤。”

　　这个家伙倒是个痛快人，“原来如此。”却又转过去问段子介：“段兄一向面生，莫非也是才来汴京？”

　　“正是，在下到汴京不久，之前在白水潭学院听讲，听到石兄宴客，特来见识见识白衣御史。”这个段子介说起话声音很清朗，让人感觉特别痛快。

　　“看二位都是性情中人，我就不掉文了。段兄可是会武艺的？”

　　二人齐声赞同，段子介说：“我自幼习武。”

　　李一侠在旁笑道：“可否让我们开开眼界？”

　　“好。”段子介并不谦让，三人一起出到院子里，他就开始舞刀了。说实话，看多了港台片的我觉得这些招式也是平常，反正没什么刺激可言。

　　一路刀法下来，李一侠大声叫好，我却不置一言。

　　段子介以为我眼光高，连忙要我指教。

　　我却反问他：“以段兄的武功，若在军中，是个什么水平？”

　　“不敢说上将之材，较之一般军卒，还要稍胜一筹。”段子介倒有点自信。

　　“是这样呀。”回到内堂重新坐好，我又问道：“二位可知道本朝铁匠是如何炼铁？”

　　这两人都是聪明之人，一听到我东扯西扯，就知道我心里必然在想什么事情。李一侠摇了摇了头，段子介则说“看过铁匠打兵器。”

　　沉默许久，我又问：“二位对于今日朝局，有何高见？”

　　这话我知道说出来就是孟浪，但是我真想知道这两人的见识与器度。

　　这些古代人反而没有我这个现代人这么多顾虑，略一思忖，段子介就开始娓娓而谈：“王相公主持新政，朝廷里党争之象已成。若平心而论，则相公之法，倒不无可采，熙宁二年颁布诸法以来，裁兵省支，想必国库亦当充实不少。保甲、均输、农田水利诸法皆是善政。只是青苗、免役法却为祸不浅。至于太学三舍法，只怕还不如白水潭学院。而用王韶为洮河安抚司主管，在下亦不以为然。”

　　王安石用王韶为洮河安抚司主管，主持对西夏防务，两年后取得对西夏战争的胜利，让皇帝很高兴，这个我是知道的。王安石和王韶当然关系特殊，他处处插手，必然会引起无谓的猜忌，段子介的话倒不无道理。总的来说，段子介的评论倒也算客观。

　　而李一侠则完全是个奇才，“段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王相公变法，归根结底，富国强兵四字而已。富国本无错，然而相公之法，则求富国近于敛财，致使民怨沸腾。昔汉文景之世，国家无苛繁之政，而民已富足，民既富足，则国亦富足，故武帝可以凭此征伐四方；而武帝之时，虽然桑弘羊诸人用尽心机，国库却始终不能比文景之世。何也？与民争利也。与民争利，国虽富，民不得富，民不得富，国终不得富。至于强兵，我大宋兵员虽多，然而全是消耗国库之徒，一朝国家有变，必不能战。且兵员集中于京师，京师有事，则国家崩溃不可救也。太祖皇帝定策，是为北上收复燕云，如今攻守易势，倘若有不改，有朝一日，必然为祸。昔日强汉之时，民皆习马持兵，国家仅养羽林八军而已，武帝仗之足以攻略四方，何也，国家有事，全民皆可为兵，谁人能敌？”

　　这些话说得段子介击掌赞叹，我也很是欣赏。接着这个话题，我继续说道：“昔日汉武帝能大破匈奴，其实盐铁专营亦是重要原因，其重要之处，不在于能为国家敛财，而是因为铁器官营，使得铁兵器得以大规模装备军队，汉军之武器装甲远较匈奴优良，以至于能以一当五……”

　　我这番话在今天来说，是读史的人都能知道的。但在当时，却是人们根本没有想到的。这些话马上引起他们的兴趣，于是我向他们详细解释青铜兵器向铁兵器时代的转变，以及汉武时武器相对先进的情况……二人都听得频频点头，李一侠更是若有所思的模样。

第一卷 十字(初稿) 第六节 合作社
  

　　李一侠的确机智，他很快就反应过来：“方才子明公提到炼铁，必与此事有关。”
　　“李兄所料不错。”我沉吟道，“我有个想法，或者可以让大宋的军卒个个都能手持百练钢刀，甚至是一种更先进的武器，凭这种武器，十万大军，足以横扫天下。”说到后来，语气都变得慷慨起来。

　　段子介和李一侠却深服我之能，知道我这样讲必有所恃，二人听到血脉都涨了起来，连呼吸也变得急促了。

　　段子介忍不住欺身问道：“石兄有何良策？”

　　我凝视二人，半晌方道：“此事还需二位鼎力相助！”

　　二人恭声应道：“若有差遣，断不敢辞！”

　　我把玩着茶杯，笑道：“今宵酒酣，来日再议不迟。”三人相视大笑。

　　我知道我迟早要走这一步，任何回到古代的同志，无一例外的都要炼钢铁造火枪的。但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的火柴和玻璃还没有造出来，那些琉璃工人花掉了我可观的银子，虽然我不断鼓励他们，但是他们却似乎做了亏心事一样不敢见我。有鉴于此，我也不敢肯定我就一定能炼出好铁来。

　　另一方面，则是今年黄河决堤，虽然不是大患，却也为祸不浅，在这样的年头，我并不敢明目张胆的打制兵器，否则随便给我一个什么罪名按上，麻烦都是不小的。我现在不愿意因为任何事损害到好不容易在皇帝那里建立的信任感。

　　冬至过后，皇帝在书房诏见，顺便询问一下我对安置灾民的看法。一番应对后，我发现皇帝对国库的钱粮真的很在意，也许在这个年轻的皇帝眼里，国库里钱粮的多少，每年的财政支余，真的是证明一个国家是不是富强的唯一指标。于是顺着这个话题，我开始向皇帝讲起藏富于民的道理。

　　我不敢确定年轻的皇帝之前是不是想到过这些，但是我当例举汉唐的例子进行说明时，我发现皇帝的眼睛在发光。这个年轻的皇帝，真的是个很有抱负的皇帝，他没有成功，是有点志大才疏了。怪不得他一上任，就问当时的宰相富弼等人强国之策，那些老人们让他二十年内不可言兵事，他马上就把他们给罢掉了，开始启用新人。王安石的抱负和皇帝的抱负，倒是相近的，这个皇帝一心只想做太祖皇帝的孝子贤孙，念念不忘的就是想恢复汉唐的疆域，打败辽国与夏国。

　　也因为如此，我知道皇帝的本性是急功近利的，要他学文景，他是学不来的。人家那是几代人几代人的忍辱负重，换来国力的强盛，他却连二十年也等不及。我并不指望他能够改变王安石财政改革中敛财的本质，仅仅是希望他能够在心里留下一个藏富于民的印象。

　　没想到皇帝却问我：“之前陈襄举荐你，他却上书陈青苗法之害，请废青苗法，你的看法如何？”

　　我到此时才知道举荐我的人是著名的陈襄，他在今年因为陈青苗法之弊而被贬出京师，这个我是知道的。抛开我对陈襄的钦佩不谈——他在举荐后竟然当没事发生一样，皇帝此时特意点明，必定有他的用意。

　　“臣此时方知是陈大人荐臣于陛下之前，青苗法利弊，非臣所宜言，然古人已有论述……”

　　皇帝大吃一惊，古人哪有什么青苗法呀，他很吃惊的看着我从袖子里掏出一本书递上，看得清了，却是民智印书馆最新印的《盐铁论》，我本来是想借这本书和皇帝讲讲炼铁的，没想到这时候做了道具。

　　皇帝哈哈大笑，“卿欺朕不读书吗？《盐铁论》中何曾言及青苗法？”

　　我故意大声回道：“臣不敢，《盐铁论》中的确没有说过青苗法，却说过官营盐铁于民生之害。”

　　但凡官营垄断的东西，质量往往粗糙，给百姓造成很多困扰，这种种弊病，是当年的文学贤良攻击盐铁专营政策的一大理由，皇帝当然不可能不知道。我这时候提出这个引子，是因为我知道新法的下一步，马上就是要由地方官去市集卖东西赚钱了。王安石对这种计划经济的喜爱，真是到了变态的地步，古往今来，没有做得这么过份的。

　　皇帝是聪明人，很快就是明白我的立场，但是却微笑不答。

　　我接着话题说道：“青苗法本是善法，然而一由官府主持，善法必成恶法，还请陛下明察。微臣以为，青苗法不必废除，也可以去其病而成其利。”

　　皇帝看我的眼光里都有点急切了，不过他还是矜持的保持着微笑。

　　“……臣以为，国家之弊，不在于岁入太少，而在于岁费太多。本朝文武官员兵丁士卒为历朝之最，且官员致仕后又有恩宠，月俸照常，而陛下又仁爱为怀，使得国家冗兵冗官虚耗国库。相公裁官精兵，实是良策。臣以为，如今之官吏，可减至二分之一，兵卒之数，一二十万足矣……”

　　皇帝吃惊的看着我这个比王安石还要激进的改革主张，打断了我说的话：“一二十万兵卒，国家秋防岂不荡然无存？”

　　我又向皇帝细细的解释着，我可能发明一种新的炼铁方法，并且向他描述了火枪的一些特点，希望皇帝给我一座铁山让我研究这些东西，至于费用可以由我自己负担，不耗国库一分钱，只是怕有嫌疑，希望皇帝能批准。另外我和皇帝讲到一种新的合作社体制，让地方的士绅三老族长公议，组成合作互济组织，由这些机构来推行青苗法，而一些被裁减的官员，可以让他们组成观风使，去这些合作社监督执行情况，并且和当地的父母官进行协调。我的本意是通过这种方法，把中国的行政体制推进到乡村，让帝国政府更有效率。

　　这一番解释，真是耗费时间。我上午进宫，和皇帝连饭都没有吃，一直谈到晚上。皇帝心思也较慎密，很多地方很问得很详细，我也不厌其烦的慢慢解释，力求皇帝能够明白这种方法的好处。其实中国古代本有这种合作互济社的雏形，宋代的常平仓就是一例，我的构想只不过是更加精密完善而已。

　　到晚上告退的时候，皇帝已基本接受我的意见了，但是他还是要我第二天上个详细的条陈。一方面是出于慎重，一方面他肯定要和大臣们商议，并且征求王安石的意见。

　　当天晚上，我把李一侠和段子介请来，开始详细这份奏折的写法。因为事先我并没有和他们通过，所以他们听到这个构想时，也是相当的激动。

　　技术性的细节问题一向是很累人的，不过这两人倒是真的有经世济用之材。很多地方能够提出不错的补充意见，就这样，由我构想，他们二人补充，段子介执笔，李一侠润色，若有什么地方有问题，马上就派人去询问学院里的学生，再仔细思忖下笔。一直写到第二天下午，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奏章才算写完。这篇奏章即是著名的《以乡村合作互济社推行青苗诸法札子》，其中详细阐述了合作互济社的构成、地位、作用与优点，并举出了许多的事例进行推理分析……可以说完全是不厌其烦，因为内容也并不局限于推行青苗法，还涉及到把一大批级别较低的散官改为职事官的问题，所以行文之际，更加注意严谨。另外在札子中，我提出了把两分利减为一分利的主张。

　　当天晚上我即把这篇奏章递了进去，皇帝看了，赞赏一番，赏了锦袍玉带给我。我又请旨公开发行这篇奏章，也被恩准。

　　《以乡村合作互济社推行青苗诸法札子》很快以最快的速度印了出来，因为我这里的针对冗官的地方主要是向阶层较低且无职权白领俸米的散官们开刀，所以预料中受到的攻击会比较小。旧党对青苗法非议最多，而我这种措施被司马光赞为“老成谋国之言”，而三朝老臣韩琦也多有夸奖，可以说是受到旧党的一致支持。（旧党们非常重视“祖宗家法”，我的札子在他们眼里，虽然有一些改革，却和之前常平仓的本意更加相近，在旧党眼里，这已经是一种胜利了。）比较不利的是，这些话很伤王安石的脸面，他对我也开始有防范之意，只是在公开场合，他还是赞扬这一篇对策是“良策”，因为我在奏折里也是称赞青苗法本身是不错的政策，算是给足了他面子。

　　结果本来我以为会受王安石强烈反对的事情，竟然出乎意料之外的在朝野受到一致的好评。而我的声望此时如日中天，士绅们都称赞我有经国之材，百姓们高兴他们可以和熟悉的人打交道而不是面对那有理说不清的官家……《合作社札子》的单行本很快被大卖，甚至传到了辽国和西夏，辽主看了这个对策，竟然半天说不出话来……凡有眼光的，都知道这份对策可以有效的缓和大宋国内的矛盾，保证青苗法起到它应有的效果。

　　只是他们却想不到，这份对策有其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标志中国有史以来，帝国政府第一次开始把行政之手伸到了乡村，虽然是自治性质的东西，却已经有了半官方的色彩。一次相当重要的变革，在无声无息中进行了。

第一卷 十字(初稿) 第七节 钢铁
  

　　年轻的皇帝很高兴的看到青苗法的争议渐渐平息，虽然新党和旧党争议依然存在，但是旧党和新党中有一些杰出者都注意到，有些问题，如果用不同的手段去执行，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可惜的是政治的智慧是不可能进步得这么快，就算有我这个推动者，也不可能。历史有其巨大惯性，这是个人的力量很难扭转的，特别是好些注意到这一点的人，都只是一些身处中低阶层的官员。因为身居高位者，对争论陷入太深了，很难跳出来客观的看待事情，便是如王安石、司马光这样有大智慧且人格无碍的政治家，也无法抛弃政治上深深的成见，盖因他们都是旋涡最深处的人。
　　我再一次很坚定的拒绝了皇帝给我的“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位置说白了就是宰相，但是我现在不适合做宰相，我还不想和王安石正面交锋。我现在的政治策略，就是紧紧的依靠皇帝和下层士子，我用大隐隐于朝的方式来赢得舆论的赞誉，用不断献策且免于朝廷纷争的方式来赢得皇帝的欣赏，用学院和学识来赢得下层士子的支持。我的政治地位在这样的策略下，必将不断的巩固。

　　皇帝很快批准了处于湖北境内的几座铁山给我，为了避嫌，我主动要求皇帝派工部的官员协助我。这一次我动用各种力量，雇佣了三千多名优秀的铁匠，随我一起前往湖北。湖北的铁矿至少在我之前的感觉中，是没什么名气的，我的想法还是在四川建立一个钢铁基地。但是目前为止，我的打算只能到此为止，一切等成功再说，毕竟湖北也算有一定的战略纵深了。

　　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开往湖北的铁矿，我把这个地方命名为黑金。然后我就把铁匠中名气比较大的几个人叫来，向他们交待我的构想。

　　首先当然是要烧制耐火砖，然后在水流湍急的地方选炉址，再就是向他们解释着我理解中的铁炉，一个六人高的竖炉，用耐火砖砌成，椭圆型，十围粗左右，烟囱高耸入云。旁边炉子稍小，谓之平炉，中间用耐火砖砌成砖格以为蓄热室，烟囱处用生铁做了引风机，和竖炉平炉一样，皆用水车鼓风。平炉铸槽边又有水塔，做一工具控制水的快慢，以冷却铁水。在炉边又有旋梯，可以靠近观火。

　　我又细细说了炼铁与炼钢的一些事情，有人听到生铁可以直接炼成钢，当时就有不信之色。只是慑于我的威名，又是奉了旨的，也不敢反对。就只好按着我说的去思忖，有些铁匠也小心翼翼的提出一些经验之谈，我本来没什么实际经验了，也就鼓励他们去试。因为是皇帝钦准的，我同时让铁匠建了五座高炉，慢慢总结经验。

　　另外又叫一些人，去尝试把泥碳烧成焦碳。

　　虽然人力不愁，但是耐火砖的烧制，水车的制造都需要时间，当时我甚至想到如果水车制不成功，就用畜力鼓风了，不过这玩意倒没我想的复杂，这些巧匠们很容易就做出来了。

　　第一个月的五个高炉，最后竟然塌掉了四座，还有一座也不如人意，烧出来的那都不能叫生铁。几个铁匠顿时有了怀疑，不过李一侠和段子介倒是比我还能坚持信念，他们还没来得及见我，就被劝回去了。于是那些有点名望的铁匠就被聚到一起，开了个会，提出了许多细节上的修改意见。我因为有做玻璃的经验，倒是能够很坦然的面对这些失败。只要求他们尽力去试是了。

　　这些日子累的倒是段子介与李一侠，他们的雄心壮志，全在于此，真是比我还用心用力。我就每天喝酒，写写东西，筹划着另一件大事。相比起来，那个工部的叫杜子建的小官，倒还比我热心些。

　　总算老天爷对我不薄，或者也是因为中国古代在炼铁方面本身就有不错的基础，至少这个时代若论技术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在熙宁五年的三月份，第一炉生铁出炉了，一炉就炼出了三、四吨。然后在平炉用焦碳分开一炼，竟然就炼出钢来了。

　　（鸣谢酒徒……技术细节来自于酒徒的大作《明》）

　　就那一刻，欢呼声震彻大山，段子介和李一侠，还有那个杜子建，都高兴的跪到地上，大口大口的喝着酒，段子介更是不停用刀砍着地，放声高歌。

　　当天晚上，我宣布所有的工人都可以好好休息，狂欢一夜。

　　其实以当时的历史需要而言，中国所需要的铁是有限的，在历史上，每一年政府都要人为放矿工们的假，因为供远远过于求了。另外中国富铁矿较少，限制了中国在铁器时代取得更大的进步。但是我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我将创造一个钢铁与火器的时代，所以铁器的批量生产，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因为钢的成色不一，还有改良的余地。所以仅仅在休息一天之后，我就要求铁匠们继续努力。做为了鼓励，我下令给铁匠们修建相当的舒适的房间，改善他们的伙食，并且增加他们的工资，并且许诺我将给他们的后代免费的教育。

　　这一切刺激着铁匠们不断的努力。我又要求他们去设计车床和钢管……这一次没有铁匠会怀疑我了，虽然这种工作的挑战性真还不是一般的强，但是迟早有一天会设计出来吧。不过现在还只能靠铁匠们用人工和简易的工具打造各种钢制工具。

　　到了熙宁五年五月份，也就是我离开汴京半年之后，我终于又回到了京师，只不过此时的我，还带了一大堆钢制的农具、兵器。

　　汴京城表面上看来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唐棣、苏巩和石福尽心尽力的帮我打点一切内外事务，有一件事情让石福尤其不快并且似乎对我有所抱怨，那就是终于出现一家和我竞争的印书坊，掌事的曾经在我的印书馆做了一年半，是一个叫赵青芹的小伙子，据说他家里也是个有钱的富商，对于这种商业间谍，我倒是很欣赏，至少他做为一个富家子弟能肯吃这个苦，就是让人欣赏的。赵记印书馆开张以来，抢去了我们不少份额，石福更在和李三朴、赵树福商议，怎么样挤垮对手呢。只是唐棣和苏巩对这种行为并不支持，所以才要等到我回来再做决策。

　　我否决了恶意竞争的可能性，我告诉李三朴和赵树福，和对手竞争，只有两个方法，一个是降低成本，一是提高质量。我是不会降低工人的开支，或者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间的；但是我们的对手就一定不会恪守八小时工作法，所以要在成本上竞争，只有鼓励新的发明。我告诉他们，任何工人都有可以提出任何技术上的改进措施，只要行之有效，我都会给以重赏，我将成为专门的技术组，那些出色的人可以到技术组去工作，工资比工人高百分之三十。另外对于袁枢和郭泰，因为他们不一定能够长期在印书馆供职，我已经要求他们从编辑、太学生中推荐新人，我要求我们印的书，在各方面都要强于对手。

　　短暂处理完这些事情后，第二天大清早我就带着钢制产品去见皇帝复命了。

　　因为那天并无朝会，我也希望可以低调，所以这次接见我，在场的只有皇帝和王安石两人。在侍卫们的监视下，我让人一一呈上钢制的农具和当时普遍使用的铁制农具，然后让皇帝和王安石亲自试一下。这种农具比我们此时使用的农具真不知要轻多少又要耐用多少，没一会，皇帝脸上就露出了笑容，王安石也忍不住很高兴。接下来就是精心打制的刀具，拿了一把普通的刀过来，一刀就给斩断了，皇帝噌的站了起来，嘴巴张得老大，王安石还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我也看到他脸上的肌肉在抽搐了。然后又侍卫把大理进贡来的宝刀呈上来，让两个侍卫大力互斫，结果不多久大理刀就出现了缺口。这种钢刀的质量，当世无匹。

　　当我详细的向皇帝和王安石解释着生铁产量，炼钢方法，并告诉他们这些都可以大批量生产的时候，连皇帝也意识到，这件事对帝国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帝国有数以万计的官属铁匠，这些人一起动工，完全可以在一年之内把帝国军队武装到牙齿。本来有宋的兵器之费是相当巨大的，但是我这种生产方法，使得兵器费用反而会有所下降。

　　我看着皇帝的眼神，就已经很明白我本人现在在皇帝心中的地位有多重了。特别我是一个文人，并且明确表示我希望由朝廷来控制所有大规模的铁山和铁炉之后，皇帝对我更无一丝疑虑。

　　这时候我向皇帝上了一个条陈，说明我对钢铁生产及管理的看法。这个被称为《上皇帝言朝廷钢铁及钢铁制品生产及管理条例书》的札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帝国钢铁生产的指导性文件。

　　在言事书中，我建议由朝廷成立专门的钢铁专营署，为工部诸曹之一。由工部在四川、湖南、安徽等处建立五到六个大规模钢铁生产基地。把黑金山的铁匠分往各个基地，负责技术指导。但是钢铁生产基地，朝廷派兵驻扎，以外五十里不许任何外人进入，凡向外国泄露生产机密者，即行处死。非工部主管官员，不得过问技术事宜。否则将受重惩。钢铁产品分为民用制品和军用制品，鼓励境内的商人向各基地订购农用制品，国家制定指导价，最高不得超过指导价位。军用制品则由兵部向工部订购。生产基地所得利润，百分之三十上交国库，百分之二十支付工人和官员工资，百分之五十用于扩大生产和技术改进。各个生产基地皆独立核算，其利润将成为国家考核管理官员的重要指标，而工人与官员工资，亦由其利润决定，数在百分之二十以内。另外奏请皇帝每两年向各个生产基地派三到四位御史轮换，负责监督官员之贪渎行为，并且对生产基地进行财务审计。另外又要求在每个钢铁基地成立钢铁制品技术开发司，把优秀的铁匠们集中起来，一起专门对产品进行研制和改进。最后则是有关于工人的福利待遇，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工人免费夜校，子女免费上学，科考不受歧视等等。

　　同时我亦提到对钢铁销售的管理，首先就是要求皇帝下令禁止私人向外国出售任何钢铁制品，违者处死。向外国的民用钢铁制品销售，由朝廷建立“管制钢铁制品专卖署”来统一销售。另外我又要求皇帝允许向私人销售武器，但是亦由专卖署来统一销售，每个购买者都必须详细登记在案，并在所购兵器刻上名字，若有遗失，须向专卖署申报记录，一人遗失四件兵器以上，专卖署将请地方官府调查，并通知各处禁止向此人出售兵器。

　　言事书中更涉及到许多的细节，我向皇帝估算了钢铁制品可能给帝国带来的利润，并提出了更鲜明的财政预算的构想等等。

　　这份并不算很完美的建议书，又给皇帝和王安石很大的冲击。他们还没有从前一次震惊中清醒过来，我却想到更深远的问题。对于很多的东西，他们不能理解，首先就不能理解我为什么给铁匠们如此好的待遇，然后又置疑为什么只有百分之三十利润上缴国库，然后就对要新成立这么多机构感到不可思议……我不得不耐心的向他们解释，反复强调提高工人积极性的好处，不断的说“仁者爱人”，又要细细的说明每一个新成立机构的好处，另外又要说百分之三十上缴国库是长远的打算，以及御史监督的必要性等等……

　　皇帝和王安石不知道，我是在为大宋建立一个现代行政管理制度慢慢的打基础，从最边缘的事情做起，从最新出现的事物做起，先不去触动旧的整个体制，却可以慢慢的削弱它们，并让人们慢慢对新的制度习以为常，然后再取代它们。

　　

第一卷 十字(初稿) 第八节 狙击新法（一）
  

　　皇帝和王安石并没有马上全部接纳这些意见，但是我知道皇帝已经倾向于接纳了。他现在已经开始习惯于我总是对的，并且我想他一定不会忘记我和他说的那种更先进的武器。在几天后的另一次会面中，我向皇帝指出钢铁工业是那种新式武器能诞生并且列装军队的基础，我们需要一个成熟的钢铁工业。
　　皇帝对我建议提不出任何反对意见，虽然有些地方他觉得是多此一举了。另外保守派的几个大臣在读了这篇建言后，都表示支持。当时的保守派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顽固派，而是稳重派，他们自然很能接受我的观点，我这份建言不仅可行，而且有“仁者之心”，司马光更是早就认为我是“少年老成”了。这个时候，就皇帝可能也有所察觉，我其实已经和保守派有了一种默契的战略同盟关系，他们需要我来牵制王安石不要在某些方面太激烈。另外因为我巧妙的提出设立新的机构，就没有什么祖宗之法可言，他们更不会过多的牵制我，何况我在他们眼里，和士大夫是一体的。

　　而钢铁事业的出现，虽然只是上缴百分之三十的利润，但是一些精干的大臣计算后，即便是按我提出的对国内市场那种过份低廉的价格，也能发现这百分之三十其实是相当可观的，王安石对此心知肚明，却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明言，这种状况更让一些保守派大臣把这个利润说得更大声了。这个利润在头几年时间，可能达到数百万贯……而之后，我就希望籍此巨大的利益诱惑，引诱大宋朝廷制定海外倾销的政策了。

　　经过一个月的争论，皇帝终于通过了我的建议，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个各生产基地的总管其实是一个大大的肥缺，而且工部的钢铁曹更是工部第一肥缺了。吏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人潮涌动了。不过工部的人选，我向皇帝推荐了杜子建，这个人毕竟最熟悉我的想法，而且对我也更加信服。而段子介被皇帝赐进士及第，去了四川，我要他带着最好的工匠去主持攀枝花的钢铁基地，在那里我要造火枪。别的位置，就与我无关了，制度已经定下，只要官员不太差劲，就不会有大问题，何况我还有段子介这个样板在，如果他们干得差，更好让我将来把段子介推向更好的位置。

　　至于李一侠，我却暂时离不开他。刚刚替帝国打下了钢铁工业基础的我，这时候已经不得不正面和王安石新法交锋一次了。王安石的市易法连水果都要由政府来卖，这也是他一直不愿意明确支持我的钢铁制品民营的原因之一，这个原则和他的那些政策简直冲突太大。我估计管制钢铁专卖署在他看来，不过是我和他妥协的一种让步。

　　所以在六月份的时候，有感于免役法和市易法的祸害，特别市易法对我的利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后，我频繁的和司马光、文彦博等名臣交往，商讨对策。文彦博对于市易法简直就是完全看不下去了。他不知道的是，如果没有我的出现，在这时候，王安石已经开始组建特务组织镇压舆论了。

　　另外，在八月的时候，按历史的正常发展，王安石将颁布方田均税法，这一系列的新法，包括五月份刚刚颁布的保马法，王安石成功的把国家的负担转嫁到了农民头上，导致农民大量破产。而方田方田，根本没有什么可行性，十几年也不会方清，只会给百姓更大的负担。王安石正是通过这一年的政策，把大宋国内的民怨激发到顶点，并且成功的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从而把北宋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

　　李一侠替我不断的来往旧党名臣的府邸，讨论拯救黎民苍生的对策。在私下里，他甚至曾经给我出过主意，要求设置阴谋来陷害王安石。王安石的倒行逆施，旧党毫无应付之良策，现在整个大宋的清流，全部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我这个时候如果不有所作为，毫无疑问会让天下失望。

　　这个月内，我的家人信使不断的往来地方与中央，收集资料。学院和太学的学生们也开始情绪激动起来，不少人开始抨击新法。王安石可能以“诽谤朝政”的罪名对付白水潭学院的谣言也不胫而走，我一点也不怀疑这个自负到变态的王相公真有可能不惜和天下士大夫为敌而封闭白水潭学院。

　　我说服了司马光等人放弃联名上书的提议，而改由各个大臣分别上表，以免加皇帝造成一个朋党的假象。我很明白年轻的皇帝对新法并无一定的政见，他倒是邓小平理论的支持者，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正是因为旧臣们让他失望，而王安石又给了急功近利的他希望，他才会支持王安石的变法。而王安石的权位虽重，却也完全倚重于皇帝的权威，他受到旧党的攻击、百姓的怨恨、地主的指责，全天下皆不信任他，只要皇帝一道旨意，他就什么也没有。

　　而我的出现，特别是我的表现，让皇帝在王安石之外，多出一个选择。我也已经成功的加深了皇帝对我信任。王安石把天下扰得纷纷扰扰，国库所添之数也有限，我只要几个月，就有望让国库充盈兵甲精良；我略施小技，就让青苗法可以有效的实施，朝野皆无反对之声……如此等等，可以说，皇帝对我的信任还在王安石之上。毕竟我让他看到了结果，王安石还在让他等待。

　　那些天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皇帝的接见。几天后，在接到数以百计的言新法不便的奏章后，皇帝终于召见我了。皇帝第一次主动询问我对新法的意见，特别免役法和市易法。

　　于是我把早已准备好的资料一一向皇帝例举，指出免役法的实质，是王安石将原来敷年一次轮流之差役，变成年年应承担之普遍差役制，借以去除上户之特殊负担，并按普遍差役向所有主户征收免役钱和助役钱，除一部分用于雇役以外，使得国家可以每年增加现金免役钱收入。王安石先是普遣摊派不同等级之差役，逼迫农民与助役户按雇佣劳动特殊商品之市场价格，用货币赎回强迫自己提供的无偿劳动力。而变法官员胥吏，就是通过将户资产任意升级的办法，以提高征收无偿劳动者的绝对劳动量的货币，又通过压低雇募劳动者的支付额甚至到后来分文不给，来达到扩大国库与地方府库净收入之目的。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让下户农民成为普遍劳役法之勒索财富的对象，被逼得拆屋卖妻，家破人亡，而国库、府库及官吏私囊则充斥财富，以钱满为患：市场上银贵谷贱，农夫无隔宿之粮，更无再生产的能力。我亦指出，免役法的本质，就是抢劫贫民之口粮以充实国库。这中间我例举了大量的例子，并提供了粗略的统计数据，很诚恳的希望皇帝能够废除免役法，至少要进行改革。免役实施两年来，已经害死太多的人了。

　　对于市易法，我亦指出此法必然使奸吏与豪商勾结，使市场价格不能稳定，并且行商被征重税，更会让商业破产。市易法最终损害的，是小商和下层百姓的利益。这又是一种向下层盘剥来充实国库的劣法。同时我再一次向皇帝解释着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并且以钢铁事业为例，指出倘若百姓有钱，则能买更多的钢铁制品，国库就会有更多的收入；而反过来，更多的钢铁制品流入市场，就使得百姓们能更加容易的挣到钱，从而百姓就更有钱。他们又有能力买更多的东西，国家就又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税收和利益……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同时我又向皇帝提出适度的商业税可以繁荣商业，并以管仲相齐为例，指出商业可以使国民皆富。我适时的向皇帝解释了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出小商贩对于国家的意义，并且分析国家过度干预经济可能造成的危害。并且第一次向皇帝提出了海外市场的概念，指出由中华向蛮夷倾销某些产品，可以让国库充盈而不必加重百姓的负担，这种方法较之王安石大言不惭的说不加税让国库充盈的作法要可行得多。

　　又因为皇帝对于商业可能损害农业这一种传统担扰，我更做出了解释。对于迷信政府干预经济可以解决一切的皇帝，我指出只要政府制定一种经济政策，限定谷价的变动，并且在谷贱之时大量收购，在谷贵之时出售，以平衡物价保护农业的方法。其实这些方法无论好坏，都可以在古代找到例证，从武帝时的平准，到王莽时的干预经济，这些理论我和皇帝从早晨一直谈到深夜。皇帝对于我这个“天下奇才”已经是相当的信服了。

　　

第一卷 十字(初稿) 第九节 狙击新法（二）
  

　　我很详细的考虑了终结市易法和免役法可能产生的后果，王安石一定会以辞职来应对的。而我又不能够在此时出掌宰执之位，在内心的深处，我认为王安石也是一面很好的挡箭牌。我记得鲁迅有一个著名的譬喻，在中国，倘你说要在屋子里开一扇窗，必然有人出来反对，你这窗是开不成的，但是倘若有人高声叫着要把这屋都拆了，那么拆窗的主张就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因为虽然是变革，但总比拆屋要温和得多。王安石对我的用处正在于此，有他在相位推行他的新法，一方面因为他新法为国库敛财的本质，可以保证国库的充盈，为以后的大变革做准备，而我不必承担敛财的恶名；另一方面，有他那把天下扰得纷纷扰扰的新法，就可以让保守派们向我靠拢，从而使我一些温和而务实的改革措拖得以顺利的推行。
　　倘若没有了王安石，只怕保守派就会分裂，一些有识之士固然会支持我，但是更多的人却一定会维护他本层的利益的。我并不愿意面对这样的一种局势，政治有多凶险，读多了史书的人是很明白的。一旦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我，那么我的出身与来历，我的年轻，甚至我至今未娶，都会成为攻击我的借口，流言会分化民众对我的信任，我并不肯定我的改革不会得罪许多的民众。而我承认自己并不能很正确的估算出大宋朝野各个阶层的力量比，如果我不小心的刺激了某一个力量够强的阶层，仅凭借着皇帝对我的信任和一部分大臣的支持，我也是无法在政坛上站稳脚跟的。特别是这个皇帝，历史曾经证明过他并不是一个很坚定的人。

　　所以我需要王安石站在这个宰相的位置上，帮我得罪所有的人，然后由我来做好人。打一个坏坏的比喻，王安石就象一个强盗，抢走了所有人的全部家当，然后我来做好人，还给他们一半的家当，或者只抢走他们一半的家当，人们比较起王安石的政策和我的政策后，心理上就会比较容易接受�